齐格蒙特·鲍曼（Zygmunt Bauman）《工作、消费主义与新穷人》读书笔记

工作伦理本质上是对自由的摒弃。

工作伦理改革运动的另一个目的，是把人们所做的事和他们认为值得做、有意义的事分离开来，把工作本身和任何切实的、可理解的目的分离开来。

工作从建立于自由，以满足需求为目的的行为，转变为非自由，被迫性，无意义的重复劳动。其中之一是生产结构的复杂化导致的个人工作的碎片化，因为整体生产流程过于繁杂，导致个人在大型工程中往往只能负责部分工作，且由于生产效率提高的需求，熟练工人的需要导致人们只能从事重复性的工作。而专注于部分工作，碎片化工作就会导致人们失去对工作意义的思考，因为如果只注重自己的部分，而不结合整体工作产出考虑，自己的工作就会变得毫无意义。如果不知道自己拧螺丝是一部完整汽车的螺丝，拧螺丝的工作就变得毫无意义。

工作伦理改革运动是一场关于控制和服从的战争。除名称以外，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权力斗争，以崇高道德为名，迫使劳动者接受既不高尚，也不符合他们道德标准的生活。

问题是：曾经人们都是劳动者，为什么在工业化后出现了生产中不同的阶级，当机器被生产出来，有一部分人变成了操作机器的工人，需要配合机器运作改变人的生活方式，另一部分成为了拥有机器的资本家。那些拥有机器的就不是劳动者了吗，为什么拥有机器的和操作机器的不是同一对象，他们也被塑造成规律机械工作的个体，还是工业化使得他们从繁琐的机械性重复工作中解放出来，为什么同一个时期不同的人有如此不同的遭遇呢？为什么工业化使得人群出现分化。

难怪有人批评新兴的现代性，说它们披着保护人类价值的外衣，实际上却在鼓励懒惰。

因为工业化，因为有了机械，使得人的工作被代替，因此人们不需要从事某一类工作是正确的，我们希望机械使得人们从重复的劳动中解放，并不是不做重复工作就是懒惰什么也不做，而是可以将时间精力放在更有意义的工作上？现在的问题是，如果机器替代了人类工作，没有被替代的就是有意义的工作，还是我们从一开始就偏离了有意义的工作？

本质上属于前工业时代、反现代的奴隶经济心态与一种大胆的新设想混合在一起。

在没有机器之前，就有不同阶级，上层，下层，主人和奴隶，在工业革命发生时，奴隶制还未被废除，奴隶依然广泛活跃在社会中，而区别是，当工业化后，奴隶有了另一个去处，就是工厂。因此，毫不意外工厂里的都是奴隶，毕竟奴隶没有自由选择从事工作得权力，因此自由从不是一个生来就有的权力。有些人生来就是奴隶，而现代社会只是把剥夺自由的方式变成更隐晦的上班的方式。把工厂装饰得更人性化，变成写字楼，但本质还是束缚人的自由。

人们以为科技发展使人更自由，然而自由从不是科技发展的副产品。我们天真的认为现代社会，自由是基本人权，每一个人天生拥有自由的权力。然而从古至今，奴隶制从未离开过，意识不到自由的人，放弃了自由的人，共同造就了现今的社会。

睿智的人达成共识：劳动者（无论当下的还是未来的）没有管理好自己生活的能力。他们像那些愚蠢、任性的孩子一样，不能约束自己，无法明辨是非，更不用说认识到什么 更符合自己的“长远利益”。他们只是有待加工、塑造的“人类原材料”，至少在肉眼可见的未来，他们注定只能被动地接受社会的变迁，他们只能成为当下如火如荼的理性变革的对象，而非主体。

问题就在，为什么部分人变成了理性变革的对象，另一部分成为了主体。为什么科技变革带来的生活方式的变化出现了分化，有人享受了机械的科技红利，有人却被异化为机械配套的人力。

新的工作制度令他们感到屈辱、不适，他们并不期望也不愿理解这种制度，遑论自愿选择。

新的工作制度是反人类的，违反了人类自由的天性。生产是规律的，是计划的，但是人类是随意的，这种计划生产是如何跟上人们随心所欲的需求的？因此创造需求，因此生产过剩，因此广告、宣传、灌输洗脑，将人们不需要的东西强加给人。